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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• 傳播國學經典

    養育華夏兒女

    丁日昌

    清代詩人

    丁日昌(1823—1882),字持靜,小名雨生,別名禹生,廣東省豐順縣人。歷任廣東瓊州府儒學訓導,江西萬安、廬陵縣令,蘇松太道,兩淮鹽運使,江蘇布政使,江蘇巡撫,福州船政大臣,福建巡撫,總督銜會辦海防、節制沿海水師兼理各國事務大臣。是中國近代洋務運動的風云人物和中國近代四大藏書家之一。

    丁日昌詩詞作品
    丁日昌古籍名句
    主要成就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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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發展實業方面

    1864年(同治三年)8月,丁日昌上密稟,主張設廠造船,鼓勵華商購買輪船經營運輸,得總理各國事務衙門覆示允丁主持辦理。年底,他購入蘇州河口的美商旗記鐵廠,開始制造開花炮。其后又將上海兩炮局并入,1865年(同治四年)建立了江南機器制造總局,自任總辦。這是中國第一家近代化的大型軍事工廠,是首次引進西方先進生產設備,按照西方機器工廠組織起來進行生產的企業。

    倡辦開平煤礦和輪船招商局;在臺灣開礦藏、筑鐵路、架電線、造船械、辦農墾等。在他的主持下,開始架設由旗后(今高雄)經臺南至安平,長95里的電報線。這是中國人民自己架設的第一條電報線。在他的支持下,籌備已久的基隆煤礦也順利投產。

    外交方面

    力主維護主權和收回利權等。如:英法軍隊自1860年(咸豐十年)入上海城內借住,久不退出。丁從1864年(同治三年)開始交涉,促使兩國軍隊于翌年撤出,又收回外國人占據的吳淞炮臺基地。丁在上海任職期間,處理對外交涉十余起,多次批駁了英、法等國超出條約的要求,維護了國家利益。

    內政方面

    1867年(同治六年)正月,丁日昌升任江蘇布政使。他就職后主持對全省候補官員進行考試,擇優補缺。并針對大戶不交漕糧,小戶負擔過重及書吏差役蒙混浮收等弊端,新訂《江北錢漕章程》16條,又發出通告,裁免節壽、門包、到任禮等陋規。

    丁日昌行文取諦地方鄉紳惡霸私設的關卡,凡不遵者,從嚴查處。接著,迅速清理積案,平定冤獄。他將各房舊案,調入臥室,十年游幕的閱歷使他對種種積弊深有所知,因而采取了許多有針對性的措施。比如在審案件傳訊被告時,他只發一張傳票,限派一名差役前往,并根據路程遠近當面給予差役所需盤費,不得向百姓勒索分文。每逢在縣內大堂公開審案前,他先將百姓呈狀悉心詳閱,做到胸有成竹,當坐堂之時,他能迅得虛實,提高結案效率。由于他“有告必審,有審必結,有結必辦”,衙中積案迅速遞減。故初至時狀紙在百紙以外,稍后減至四五十紙。一月之后,不過二三十紙而已。對于誣告者,他必弄個水落石出,不法之徒和貪官劣紳聞其名而生畏。不到半年,萬安縣訟事大減,民氣得以復蘇。注意治水促耕,搶險救災等。

    建議禁止外人在沿海誘騙華工出國;建議設市舶司,管理在外國的華僑和華工等。

    文化教育方面

    建議變八股為八科,改革科舉制度;推動和促成派遣第一批留美學童;挑選船政學堂優等生赴歐留學;組織翻譯出版西方科技書籍和編撰府志政書;主張在通商口岸創辦報館;倡導廣設社學和義學。

    雅好藏書,為官之余,搜羅古刻善本,不遺余力。鴉片戰爭及太平天國革命戰爭時,正在江蘇任職,江浙一帶藏書故本多有散出,大力搜求,所獲近4萬卷。任上海道時,收上海大藏書家郁松年“宜稼堂”宋元舊本和普通本幾萬卷,為此,曾與陸心源有過文字過節,陸氏稱其有強取豪奪之嫌。1863年,收得長洲顧湘舟精槧善刻,數年之內,藏書之富稱雄一時。數年之內,又購得黃丕烈所藏的宋槧書數種,其中宋刻本多達10余種,以北宋本《儀禮鄭注》為其“經籍之冠”,藏書之富稱雄一時。藏書樓名“實事求是齋”,后改名為“百蘭山館”,又命名為“持靜齋”、“讀五千卷書室”,藏書共10余萬卷,當時與瞿氏“鐵琴銅劍樓”、楊氏“海源閣”并駕齊驅,延請著名版本目錄學家莫友芝、江標等學者為他整理???。編有《持靜齋書目》5卷,收錄宋本55種,元刊46種。另有《百蘭山館藏書目錄》,著錄圖書3萬余卷,善本書目《持靜齋藏書紀要》由莫友芝代編并作序。因藏書管理不善,在晚年,藏書即開始散佚,去世后20余年,所藏書多由北京、上海書賈購去,部分歸于李經邁、劉體智、順德李文田、廣州莫伯驥等藏書家手中。著有《撫吳公牘》、《保甲書輯要》、《百蘭山館詩》、《奏稿》、《五洲政要通考》、《百將圖傳》、《巡滬政書》、《丁禹生政書》、《百蘭山館古今體詩》,重編《牧令書輯要》等。

    軍事貢獻

    丁日昌為江南制造局擬訂了經營大綱。他提出要留外國技術人員為教習,培訓華人技藝,力爭自主,不受洋人控制。鑒于局中原有設備以造船機器為多,觸類旁通,制成大小機器30余臺,用以制造槍炮。后來,他又設法擴展該局的生產能力,由生產槍炮進而制造輪船。1868年8月,江南制造局所造的“恬吉”號輪船下水,上海全市為之轟動,“軍民無不欣喜”,中國第一艘明輪蒸汽艦試航成功?!疤窦碧栭L185尺,寬27.2尺,馬力392匹,排水量600噸,裝炮9門,與日本橫須賀造船廠同期所造的“清輝”號相比既快又好。

    1867年(同治六年)初,上書曾國藩,明確提出自己建設新式海防的主張。在他認為中國的海防“以炮臺為經,以師船為緯根本不能適應近代海防的要求。因為洋人游弋海上,可以集中兵力,攻取中國沿海任何地方,若中國處處設防,則防不勝防,正犯兵家備多力分之忌,以致常常被動挨打。丁日昌認為要想改變這種局面,只有創建近代海軍以取得制海權。有了制海權,能夠控制住一定的近海海域,就可以擴大防御縱深,海防才有保障。要想取得制海權,必須在清朝舊有水師之外,創設全新的近代海軍。因為在西方海軍已經裝備了蒸汽動力艦、鐵甲艦的情況下,清朝舊式帆船水師實際上已完全無力進行近代海戰。

    丁日昌的海軍建設具體計劃是分設北洋,東洋、南洋三支水師。北洋水師設提督于津沽,兼顧遼東、山東沿海各要口;東洋水師設提督于吳淞,守江蘇、浙江沿海各口,南洋水師設提督于廈門,防守福建、廣東各???。三支水師各設中等炮艇土。艘,半年會哨演習一次,以使“三洋聯為一氣”。這個計劃是一個統籌全局的海防戰略構想。有了三洋水師,就能分別對京師政治中心,江南經濟中心和祖國的南大門加以屏障和保護。

    1868年(同治七年)初,丁日昌重新擬訂了三洋水師章程六條,使自己建立新式海軍的計劃變得更加具體。他明確提出要廢棄沿海舊有水師,移餉訓練新式海軍。除了中等炮艇外,又進一步提出三洋水師應各設鐵甲艦6艘。這時,他還強調近代海軍的建設應與沿海炮臺、岸防部隊的建設同步發展。他建議三洋海軍艦隊各練陸兵千人,半年在岸,半年在海,沿海各鎮亦練精兵500人,形成“山有虎”、“水有龍”,水陸相聯之勢。對于??谂谂_建設,丁日昌也主張變更過去的辦法,以炮臺和水雷為中心建設新式??谝?,使水師艦船在作戰時能夠和??谂谂_“相為表里,奇正互用”。這表明他的海防建設思想又有了新的發展。

    體制改革

    1869年(同治八年),丁日昌開始對江蘇綠營進行整頓。他上奏朝廷,將江蘇撫標綠營1600余名減為1000名,成立“練軍”兩營。招幕精壯營勇作為練軍士兵,提高他們的餉額,使他們能夠安心操練。這支練軍全部改用洋槍洋炮,學習準軍洋操。丁日昌組織有關人員將洋人教練淮軍的辦法翻譯成中文,繪圖注說,編成《一哨操演圖說》,《一營操演圖說》、《一軍操演圖說》各一卷,以之作為江蘇練軍練習洋操的依據。在晚清各省練軍中,江蘇練軍是最早裝備洋槍洋炮、實行西式操練的。后來江西等省練軍的洋操辦法就是從江蘇練軍學來的。用近代槍炮和洋操來改造清朝的經制部隊,這在中國近代軍制發展史上是占有一定的地位的,它為清末新軍的全面改革開辟了道路。丁日昌在整頓綠營,設立練軍的過程中,十分強調精兵的原則。他認為“自古強兵之道,以多而弱,以少而強;以散而弱,以聚而強”。他提出要“并兵厚餉,化散為聚”,(《丁中丞政書·撫吳奏稿》卷五)對全國的兵勇大加裁汰。實行精兵政策是與近代軍隊建設的實際相適應的。清朝全國綠營兵60余萬,加上八旗和勇營,數量相當龐大。但國家財力有限,兵勇糧餉菲薄,特別是綠營兵,糧餉不足自養,大都兼營他業以謀生,訓練成為空話,毫無戰斗力可言。要想整頓綠營,就得加強訓練,要想加強訓練,就得增加餉額,要想增加餉額,只有裁兵并餉一法。丁日昌的精兵主張,與魏源的思想一脈相承,可謂切中時弊。在改革陸軍軍制方面,丁日昌還提出了分設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的主張。在設立練軍時,他提出練軍必須集中訓練,專事征戰,使之成為“游擊之師”。他認為應該將“戰兵”與“差兵”、“汛兵”截然分為兩途,把護餉、解犯、守庫、守陵、分泛等項綠營例差一概責成差兵和汛兵,使戰兵“專心防剿,可免外侮之侵凌”。野戰部隊與地方治安部隊分設的主張是近代軍制發展的必然趨勢。因為在外患頻存的情況下,如不改變綠營“差操不分"的陳規,專門建立一支精干能戰的野戰部隊,便無法適應反侵略戰爭的需要。丁日昌的這一主張,是林則徐、魏源反對臨戰時抽調“客兵”、專門建立海防部隊思想的又一重要發展。

    人物生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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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1823年出生于豐順縣湯坑圩金屋圍(今豐順縣城)。其高曾祖父為逃避戰亂,由長樂縣(今五華縣)遷徙到豐順湯坑鄉(時湯坑屬潮州府揭陽縣,豐順縣城位于豐良)居住并繁衍成當地望族。丁日昌舊居位于揭陽市榕城元鼎路中段,占地面積6000余平方米,是傳統的“百鳥朝凰”格局,是光緒初年福建巡撫丁日昌所建。

    1842年(道光二十二年),20歲的丁日昌中秀才,次年補廩生。

    1844年(道光二十四年),丁日昌入惠潮嘉道李璋煜幕僚?!?/p>

    1854年7月(咸豐四年),海陽縣(即今潮州)三合會吳忠恕等圍攻潮州府城,丁日昌以邑紳身份治鄉團,率湯坑鄉勇三百名援救,駐扎韓山師院。9月18日清晨,丁日昌率鄉勇從筆架山渡凌角池,擊潰吳忠恕駐東津部,生擒百余人,遂解府城東路之困”(《豐順縣志》)。同年,廣東天地會起義軍進攻嘉應州(今梅州),丁日昌為李璋煜獻計,以堅壁清野的辦法對付起義軍。事后論功授瓊州學訓導,三年后遷任江西萬安知縣。

    1860年(咸豐十年),丁日昌在江西萬安當知縣四個月后,其突出的政績和卓越的才能不但受到廣大紳民的贊揚,而且受到上司甚至朝廷的賞識,被調回廣東辦理洋務。當地紳民挽留不住,啟程之日,“父老子弟設席作餞,奉香擁送者數萬人?!?

    1861年(咸豐十一年)調任盧陵知縣,正趕上太平軍進攻盧陵,縣城失守,被清廷革職。當時曾國藩正率湘軍在安徽作戰,丁日昌轉投其幕中,為其襄辦軍務。

    1862年(同治元年)奉曾國藩之命,前往廣東督辦厘金。丁日昌在抵達廣州后,發揮自己通曉火器制造的專長,在廣州市郊燕塘親自設計監制成功短炸炮36尊,炮彈2000余顆。這些武器受到廣東清軍的歡迎,丁日昌因此聲名遠播。

    1863年(同治二年),他在廣州郊區燕塘設炮局,仿制西洋大炮和炮彈,后被李鴻章調赴上海,創設炸炮局,制造18磅、48磅等多種開花炮彈,同時也鑄造少量短炸炮,供淮軍攻擊太平軍之用,在進攻常州作戰中發揮了相當的威力。由于他鑄造的大炮在鎮壓各地的起義中起了很大作用,升補直隸州知州,賞戴花翎。在這個過程中,丁日昌的思想發生了兩個重要的變化。一是認為“太平軍已不足平”,真正構成對清朝威脅的是外國侵略者。

    1864年(同治三年)8月,他上書李鴻章,指出中外交通,洋人乘我多事之秋,不時恫嚇挾制,令人憂憤難忍,必須積極自強以圖御侮。他認為外國的長技在于船堅炮利,洋人恃此以挾制中國,我們也可以取其所長以對付洋人。丁日昌思想的另一個重要變化就是他從自己的親身體驗中認識到,中國傳統的生產工藝和手段無法適應近代槍炮制造的需要。舊式泥爐煉不出能夠制造近代槍炮的鋼鐵,用泥模鑄炮也很難使炮膛光滑勻衡。因此,丁日昌產生了改革生產工藝和手段的強烈愿望。他在上海與洋人頻繁接觸,已對西人的機器工廠有所了解。王韜所著《火器說略》,更使他對近代槍炮的制造原理、生產工藝,特別是車床等生產工具有了更深的理解。他寫信向李鴻章推薦王韜,同時建議設立“夾板火輪船廠”,用機器生產近代輪船和槍炮。恰在這時,容閡提出了要在中國發展“制器之器”的主張,丁日昌立即深表贊同。

    從手工生產進而追求機器生產,是一個重要的觀念變革。這個觀念變革對中國19世紀60年代洋務自強運動的興起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。丁日昌以這種新的認識和觀念為基礎,在上海積極設法,主持收買了美國人設在虹口的旗記鐵廠,合并原來的炸炮局,后又接納容閡從美國購回的機器。

    1865年(同治四年)9月,丁日昌正式成立了江南制造局。江南制造局是清政府設立的第一家近代軍工企業,它標志著中國近代軍事工業的產生。

    丁日昌性情本急,加上長期操勞過度,他的身體早就極度虛弱,患有咳血等癥。在臺灣又因瘴氣浸染,舊病復發。

    1865年(同治四年)10月,被任命為兩淮鹽運使,他深入各鹽場,向紳士、場丁、灶戶了解情況,完成了10余萬字的調查報告,制訂了《淮鹽章程》、《兩淮甄別章程》、《淮北總略》等章程和規劃,實行改革,興利除弊。

    1868年(同治七年)1月,丁日昌升江蘇巡撫,仍駐節蘇州。1868年(同治七年)4月他雇用9艘輪船把3萬石大米運到天津,為創設輪船公司作準備。但已試航的輪船漕運,卻因頑固大臣的反對被迫停止。

    1870年(同治九年)7月,江蘇省鄉試在南京舉行,他特意派出江南制造總局生產的“操江”、“恬吉”兩艘輪船免費接送應試士子,藉以宣傳輪船的優越性。丁在治蘇任內,澄清吏治,整頓地方,全省清理積案27萬宗,得到士民的好感,卻招來守舊派的怨恨。太常寺少卿王家璧3次上疏,對丁肆意漫罵攻擊。頑固派群起附和。后因母黃氏病逝,丁日昌回粵,在揭陽舊居守制3年。并集資購“平安”號輪船,往來上海、汕頭之間作商業營運。

    1875年(光緒元年)6月,丁日昌奉旨北上天津,幫助北洋大臣李鴻章商辦事務。9月,在沈葆楨的推薦下,出任福建船政大臣。1876年(光緒二年)初,又奉命兼署福建巡撫。丁日昌抵任后,提出要對船政局的生產加以革新,希望能派員往外國學習,延聘外國技術人員釆廠當教習。他和李鴻章、沈葆楨等奏準福州船政學堂第一批留學生35名赴歐學習,其中有嚴復,劉步蟾等人。 [8] 丁日昌認為電報可以通軍情,為海防所必需,積極主張自設電報。他親自與丹麥大北公司交涉,收買了福州至羅星塔電線,成為中國自營的第一條電報專線。隨后,他又主持架設了臺灣府城至安乎、旗后電線,成為中國第一條自建電報線。

    1877年(光緒三年)8月,他因病離職回籍休養。此后,清廷一再表示希望他再度出任海疆和樞廷要職。

    1879年(光緒五年)下諭賞給他總督銜,令他專駐南洋,節制南洋沿海水師官兵,悉心辦理海防事宜。不久,又命他兼任總理各國事務衙門大臣。他都因病未能出山。丁日昌雖然身在林泉,但他對國家的防務仍時時予以關注。

    1879年(光緒五年)6月,他上奏清廷,對海防等問題提出16條建議。由于琉球的廢滅,他對日本的侵略野心益加警惕,指出日本“三五年不南攻臺灣,必將北圖高麗(朝鮮)”。(中國近代史資料叢刊:《洋務運動》,第2冊,第394頁)他大聲疾呼朝野內外一定要齊心協力,急謀自強,否則將國無寧日。他還認識到“民心為海防根本”,只有老百姓的生計有著落,元氣得到恢復,才能眾志成城,海疆安如磐石。因此,他希望統治者們能夠切實關心百姓的痛苦,從根本上使中國強大起來。

    1881年(光緒七年),丁日昌獲悉法人對越南之經營日趨積極,他便給總理衙門王大臣寫信,提醒他們予以關注。他說,越南為法人蠶食,萎靡不振,若聽其自然,必成為第二個琉球。他建議清廷密派廣西巡撫或提督,與越南密商自強辦法。他自己還曾組織人員翻譯法人所繪著的中越邊境地圖和說明,以揭露法國的侵略行徑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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